股天乐他将两位助手调任副总长，后被撤职审查，八十年代复审后恢复待遇

“1969年初春，北京的风可真硬，你那边文件批下来没有？”温玉成一边拨着电话，一边用肩膀抵住窗框。电话那头，阎仲川只吐出两个字：“还没。”短短一句股天乐，却已透露出两人等待任命的忐忑。谁也没想到，这通对话之后，他们会共度盛名，也会共尝寒霜。

1948年的锦州外围，三人并肩趴在炮兵观测所里，黄永胜用望远镜瞄准敌阵，温玉成则低声估算射击诸元，阎仲川忙着核对测图。那会儿，他们都只是四野里的年轻团级到师级干部，没人预料到，以后这几张面孔会在最高指挥机关重聚。战火把情谊烤得焦黑却也更牢，黄永胜后来在广州军区主政，手上可调配的人多，却还是爱用这两位行伍出身的“老弟兄”。这种“用熟不用生”的思路，在五十年代强调五湖四海的用人环境里显得格外刺眼。

1968年出现急转弯。林彪手下急需一个懂全局、又能跑部队的总长人选，黄永胜被点名北上。短短一周，他提了一份“强班子”名单：李天佑、彭绍辉兼副总长，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挂职，外加温玉成与阎仲川。有人惊呼这是“搬空广州军区的骨架”，可军委办事组拍板了，理由听上去简单——“用熟练工，少出岔子”。事实却更复杂：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，熟人意味着信得过，信得过比资历更值钱。

同年八月，温玉成被加授北京卫戍区司令的袖标。对此，他私下对阎仲川说：“临危受命，看似荣耀，其实最危险；卫戍首都，一步走错连家门都回不去。”这句半开玩笑的话，很快就应验。林、江之间暗流汹涌，温玉成虽然只是“执行技术”的角色，却因为身处敏感岗位而陷入尴尬：既要对林的决策迅速执行，又得保持对中央的绝对服从。两头为难，骑墙难稳。

阎仲川的处境稍好。他资历浅，常委会上多听少说，连军装袖口都洗得发白，既不起眼也没把柄。黄永胜给他下过死命令：“战备方案能敲就敲，其他事情少掺和。”这份谨慎让他躲过数次聚光灯，却没能帮他在1971年秋夜划清界限。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三天，总参机关一夜之间换岗，警卫连在走廊里来回跑，查证件、封档案。温玉成、阎仲川的名字被贴上“涉林派系”标签，随后双双隔离审查。

审查的十年股天乐，对他们而言并不只是摘星落月，更像彻底与过往告别。温玉成被下放成都军区，职务虽写着“副司令员”，实则架空。他下部队调研时常被年轻干部认作“老参谋”，连警卫也少配。阎仲川更彻底，转入军事科学院做资料校对，伏案读文件，上午标红笔，下午涂蓝笔，一干就是几年。他儿子后来回忆：“父亲晚上偶尔抬头，看墙上风纪扣还在发亮，就说，‘挺好，人没倒下。’”

1978年春，中央对林彪、江青案件作出结论，同步启动对涉案干部的复查。文件刚下去，总政、总干部部就调出厚厚几匣材料，核对笔迹、核对时间戳，冗长得像拉锯。负责组里有人嘀咕：“这些老兵到底冤不冤，很难三言两语说清。”但凭几张包含批示的原始电报，能辨清的责任逐渐明朗。黄永胜的个人用人方式在当时确实越过程序，可温、阎二人落实的是军委命令，属循例办事，缺乏主观串联。结论最后一句写道：“无证据表明其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。”

1982年，军委组织部在一份内部通报里宣布，温玉成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，阎仲川按兵团级待遇离休。那天，阎仲川拎着陈年皮箱进小食堂，老同事碰杯，却不喊“副总长”，只笑他“老阎，回家种菜喽”。温玉成则在离休前特意回广州军区走了一趟，在司令部院子的木棉树下站了足足五分钟，据说没有说话，扭头就走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两位老人重获政治待遇后，并没有急着写回忆录或接受采访。温玉成住成都，常到西南院校讲野战工学，却严禁媒体记录；阎仲川更低调，连单位内部刊物也不投稿。或许，他们对“副总长”三个字再无执念，手上那一方木质公章早已封存。有人替他们惋惜，认为战功与屈辱反差太大。可在老兵圈里流传另一种说法：真正的指挥员更看重战场，而非履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永胜内部调人、打破条框的做法，在后来的干部制度反思中被列为典型反面教材，却也促成了军队干部条例的进一步完善。1984年出台的《军官任职条例》对跨军兵种调任、副职升正职作了更细化的流程，强调“先上会、后存档、再任命”，并将以往口头推荐改为书面评议。温、阎的经历，就像是一部活教材，提醒后来者：熟人圈子固然拉风，却往往暗藏风险；程序多一道，或许就是安全阀。

如果只把他们的跌宕归结为个人际遇，显然失之偏颇。六十年代末的权力结构，以非典型方式压缩了正常的任命通道；九一三之后，整肃风暴延伸到每一条支线，许多无辜者被裹挟。八十年代的复查不仅为个体正名，更为制度补洞。那张写着“恢复待遇、统算资历”的公文，代表的是组织对规则的再一次确认——过程虽然漫长，却也必须经历。